保持愤怒，将希望留到明天：理解当下中国的女权运动
我们的运动的未来何在？这最近一两年来，这个问题一定困扰着许多和我一样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女权运动曾经逆势上行，在2018–2020年，中国公共空间持续关闭之时，爆发出“米兔”的震撼，前所未有地将女权的诉求带进公共议程，并且促使社会和政府回应，即使其回应方式可能是反动的。然而，当威权将所有人进一步压平，这个运动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组织和问责的能量。也和许多女权主义者一样，我因此有过许多痛苦纠结，其程度取决于希望自己的国家改变的程度。确实是“白纸运动”惊醒了我，促使我重启寻求未来的功课，尽管我认为前提必须是首先承认，过往曾有的某些希望或将不再，一切都没有先例可循。在本文中我将简述中国女权运动在2022–2023这个时间节点上的状态，但重点主要是评估这个运动可以保有的财富，以及因之它的前路。
女权运动的去组织化和幸存
2020年12月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的二审败诉和2022年1月爆发的“铁链女”事件具体地划出了当今中国女权运动之不可为。从2018年7月开始，弦子案几乎贯穿整个中国“米兔”的时间线。一个年轻女性针对一个权势者的漫长的诉讼所测量的问题如此基要，即性骚扰能不能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下被解决。法院给出的最终的答案没有借口地令人沮丧。这当然不意味着从此所有受害者都不能再运用法律维权，法律的程序仍在。但被宣示天下的是，公平的结果不可叩问，而且程序本身也充满暴力性。弦子案的挫折远不在于朱军个人翻案，而在于它指示了这个体制强硬不受撼动的事实，并因此作为一个示范，提前挫败了许多受害者维权的意志。
“铁链女”，一名无名女性精神病患，被贩卖、强迫婚姻、囚禁、强迫生育。她从上一个时代穿越而来，具象了一个中国女性长久的、从未被治疗的梦魇：她们可能会被残害和剥削到什么程度，只因为她们有女性的子宫。许多人因对“铁链女”的跨阶级的共情而经历了某种“道德冲击”的时刻，意识到这个国家和女性之间没有契约。滔天的愤怒并未能解救“铁链女”，所导致的只是政府接管了对她的囚禁。许多人遭到了骚扰和威胁，因为有些人试图有所行动，而另一些人甚至只是发了一些愤怒的朋友圈。尽管无法统计，但我相信因这一事件而发动的警察暴力第一次大规模地针对了普通的女权主义者，并且实行了普遍的先发制人。当小小的抗议仍只是计划，甚至只在情绪酝酿之中，警察就已经敲门。这种基于社交媒体监控而实现的先发制人的镇压让即使是小规模的组织化也无法成形。
就女权运动在中国一直活动甚至还有所发展，乃至成为最后的可见的社会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唤起了广大的城市青年女性，在她们当中结成了基于性别经验的同盟，并顺应了网络社交媒体对公共生活的代偿。也是因为这个运动的议程与组织形态的进化，尽管日益野生和自发，但始终在相当程度上维持着受规范的合法状态。它不直接挑战政权的正当性，也从未发起过大规模的直接抗争。当这个运动庞大到一定程度，对合法状态的维持不可能来自参与者的共识，而更应该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些不能很好地把握合法状态，以及在合法状态的边缘上挑战的人，得不到女权大众的追随。国家深刻地规制了运动的边界和生态，并且令运动中人策略上的自我约束常规化和自然化，即使她们当中有些人自认为是批判和激进的。这也解释了一个现象，即对女权运动的迫害总是令人惊讶。那些因组织女权运动而遭遇拘捕和监禁的名字令人印象深刻，但仍是非常个别的，尤其是和其他社会运动相比。
仍被允许的愤怒和抵制
我并非在否认女权运动的成就和意义，而是指，它能持续的前提是因为它并未被认为对国家构成实质性威胁。当然，女权运动一直都在经历紧缩甚至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政治抹黑、言论审查、对行动主义锋芒的翦除和对组织结构的深入到微观层面的解散，女权者已经历了太多。不过，这个运动的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可以合法地存在下去，在另一部分已经基本不可能的同时。我曾认为在国家不断将政治红线前移的过程中，女权运动将越来越离开其政治安全区。而现在，我认为组织化的丧失不等于整个女权运动的消沉，当然，这个运动的形态将远不如其曾经被期望的，甚至可能不确定是否还构成一种运动。
女权主义在非公共性的空间中仍然将继续存续和扩散。女权对中国女性能有那么大的感召力，因为她们没有其他寄托不平的选择。怨愤的上升并非因为被压迫，而是因为人们有条件不再忍耐压迫。从这一角度来说，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非意愿的衍生品。当政治空间日益关闭，国家仍然需要维持经济活跃，人和信息的流动仍存在，并且仍然需要“高素质”的女性劳动力，这就意味着女权主义仍然有余地，只要它避免批评政府也不试图发起行动。当下中国的公开互联网充满审查、暴力和操控，因此很多女权主义者主动被动地离开或隐身了。但同样受到严格审查，但在设置上允许同温层聚集的社交媒体仍在包容女权主义，允许她们阐发日常生活中的辩论和抵制。经历过网络女权的洗礼，针对家庭、学校、职场这些场所中的父权等级制、性别规范和性别文化，许多人已经有能力去设立认知的警戒线，甚至在身边去教育和建立联盟。
女权主义的知识传播甚至前所未有地兴盛和大众化，尽管知识的生产在我看来已经相当萎靡。受众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并且已经造就了一个相当大的市场。对女权主义知识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并且已经造就了一个相当大的市场。商业化担保了可持续，尽管它其实并不可靠而且过滤了能传播的知识。文学、艺术、文化、生活方式都是可以探讨的主题，受审查和大众化的程度因传播载体而异，出版、播客、视频等等。然而基本都只是在做被允许的普及的工作，将女权主义和生活实践联系起来加以解释。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的女权普及作品在中国大流行，因为外国人和学者的身份给她更大的传播空间，同时她也能就东亚文化与中国女权者共鸣。至于非商业性和志愿性的女权知识和传播项目，可能每天都在涌现，依靠女权者的“为爱发电”，虽然许多在积累到很多受众之前就停止了。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小型乃至微型的项目比大型传播更珍贵，不仅是因为它们更有助于搭建社群，也因为它们生产知识，往往通过将女权视角嫁接到各种细微领域，拓展了女权的知识面也深化了女权主义的洞见。
人们仍在坚持争论一些对女性生活至关重要的问题，以被允许的、总是指向私人选择的方式。2023年2月中国互联网上最火热的辩题之一竟然围绕一则三个中国女性对上野千鹤子的以女性生活选择为主题的视频访问。这则视频及其创作者遭遇到的无限审视说明中国能讨论的公共议题已经极度匮乏。然而此外，这一事件也说明女性在和父权制的交涉中的定位已经成为重要的大众话题。在女性仍然只是正在摆脱传统的从属地位的过程中，她们又处在了另一些价值的相互拉扯之中，包括女权主义与隐含新自由主义取向的“自我实现”，亲密关系中的平等与女性自我利益最大化，这些价值被有些人认为应当重合，被另一些人认为应当冲突。而一个被简化，但在当今人口危机的大背景下却很致命的辩题则是，女性是否应该结婚和生育。这个问题被用来检验对女权主义的忠诚度，也被用来暗中号召女性对国家的消极抵抗，尽管在辩论本身所展开的只有个人选择维度。对女权运动来说可能无所谓哪种观点占据了优势，而在于这种广泛的辩论携带了女权主义的扩散。
以及，女权者仍然有可能创造妇女权利的焦点时刻，尽管只能在互联网上。她们有许多积累着的愤怒，由于国家对妇女权利诉求的无限回避、延宕乃至暴力封闭。愤怒永远都在寻找着突破口，往往需要是一个不受审查的，能激起普遍共情的，也不容易被网络上的男权者寻找到攻击漏洞的，“完美”的暴力案例。什么样的案例能不受审查，就此当然可以总结，但是要知道的是，女权者其实一直都在努力曝光各种案例，直到其中的个别案例能够极大发酵。换个角度说，广为人知的偶然和个别案例背后是无数人为发声而做的持续搏斗。然而一旦一个焦点时刻形成，女权者有能力对舆论造成巨大的冲击，即使她们已经无力改变相关的制度，而且也不能借机为运动建立联结结构。因此愤怒一般维持不了多久就塌陷，等待下一次激发。总之，散漫无组织的女权愤怒仍然可能是被允许爆发的。
维持不确定性的重大意义
还想指出一点，即尽管城市知识青年女性是今日可见的女权发声群体，但女权主义的扩散已经有涓滴效应，其受益者已经很多元，也包括在阶级和年龄上更边缘的女性。那么，这一切对运动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
这取决于我们如何想象和期待中国的变化。如果我们只把变化理解为政权的倒台，那么不仅女权运动从来没有那样的能量，而且那甚至不是许多女权主义者所主张的。如果我们认为变化是国家就妇女权利做出虽然局部但仍然有意义的体制性改革，那么基本已经没有杠杆。强大国家仍然可能解决个案或者对妇女释放福利资源，但重点是其权威及其任意性不受挑战，而拒绝对话协商更遑论被施压。我认为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只能脱开用改革和革命两端来指标变化的思路，既然这两者都不可能；甚至不再去寻求对变化的形态的确认。有意义的是维持社会的活性，将希望留到明天，维持不确定而不是确定的状态。从此来说，当下去组织化之后的女权运动仍然对中国意义重大，因为它即使在退守中仍然维系着广泛的不满。
用女权主义赋权女性的文化、知识和她们日常生活的搏斗也是重要的，关系到在威权统治下人们仍然能在多大程度上过自主和有意义的生活，以及因此而相互连接。“白纸革命”的一些参与者就是这样形成她们的日常的看似非政治性的社群，却因此能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共同走向抗争的前沿。女性生活方式的重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将是深远的，而这一次的重构和历史上不同，主要将是出于女性自己的决定。我看重不婚不育作为一种女性与国家非暴力不合作的消极抵抗策略，但并非只是乐见国家的危机。我看重的首先是女性得到她们想要的自由本身，其次是她们有可能更进一步，善用她们的自由而贡献于今天我们还不知道将是什么的改变。沉浸于中国女权主义，心态可能是时常低迷，偶尔振奋，总是迷茫，但看到那么多女权者仍在坚守和传播她们的信念，就知道，把希望留到明天的努力是最珍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