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革命后的中国女权运动

保持愤怒,将希望留到明天:理解当下中国的女权运动 我们的运动的未来何在?这最近一两年来,这个问题一定困扰着许多和我一样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女权运动曾经逆势上行,在2018–2020年,中国公共空间持续关闭之时,爆发出“米兔”的震撼,前所未有地将女权的诉求带进公共议程,并且促使社会和政府回应,即使其回应方式可能是反动的。然而,当威权将所有人进一步压平,这个运动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组织和问责的能量。也和许多女权主义者一样,我因此有过许多痛苦纠结,其程度取决于希望自己的国家改变的程度。确实是“白纸运动”惊醒了我,促使我重启寻求未来的功课,尽管我认为前提必须是首先承认,过往曾有的某些希望或将不再,一切都没有先例可循。在本文中我将简述中国女权运动在2022–2023这个时间节点上的状态,但重点主要是评估这个运动可以保有的财富,以及因之它的前路。 女权运动的去组织化和幸存 2020年12月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的二审败诉和2022年1月爆发的“铁链女”事件具体地划出了当今中国女权运动之不可为。从2018年7月开始,弦子案几乎贯穿整个中国“米兔”的时间线。一个年轻女性针对一个权势者的漫长的诉讼所测量的问题如此基要,即性骚扰能不能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下被解决。法院给出的最终的答案没有借口地令人沮丧。这当然不意味着从此所有受害者都不能再运用法律维权,法律的程序仍在。但被宣示天下的是,公平的结果不可叩问,而且程序本身也充满暴力性。弦子案的挫折远不在于朱军个人翻案,而在于它指示了这个体制强硬不受撼动的事实,并因此作为一个示范,提前挫败了许多受害者维权的意志。

关于赵思乐指控王秋实性侵的部分事实回忆/核查

赵思乐(陈思乐)前日在网上发布文章,声称自己在2015年被人权律师王秋实强奸未遂,但为了维护人权律师的形象和民主运动,而多年隐忍未曝光。 指控所涉的王秋实,曾经是在公民活动中活跃的律师,2015年3–4月“女权五姐妹”案件期间为辩护律师和律师团协调人。然而王秋实在此期间对一名“五姐妹“家属和其他女权伙伴通过电报聊天性骚扰,甚至利用律师身份胁迫这位家属。 几名女权伙伴建群讨论讨论此事,赵思乐也在群中。她主动提出要去代表受害者去要求王秋实道歉。 赵思乐和王秋实见面后,在群中向受害者转告王秋实的道歉,并暗示在她和王谈话的过程中受到了王的语言骚扰。据她说,王对她说:“那我以后就不骚扰她们了,我就骚扰你。”不过,关于王具体对她是怎么说的,赵思乐的说法有所变化,但从未提及她被王秋实强奸未遂。 后来这些受害者才知道,在那段时间里,赵思乐与王秋实有“约会/暧昧关系”。 当这些受害者决定公开揭发王秋实的时候,赵思乐并非其中一员。实际上,不存在为了维护人权律师形象而不曝光王的需要,因为受害者对王的情感强烈的揭发在当时的女权社群、公民社群和人权律师当中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激烈的讨论。今天许多网帖都已经被审查,但是仍然能搜索到残存的记录。

解决女权主义?从“性别对立”到“爱国”作为一种性别暴力,及一个”境外势力“的自白书

吕频 来自女权之声 “性别对立”在2020年底的爆发,是让女权主义真正出圈的历史性节点,从“普信男”到“男人还有底线呢”,虽然否认女权者的身份,但当杨笠撕开男性优越的真相,她帮助泛女权群体做了她们渴望的【对男性的降维打击】。而女权对男权之战变成女男两个性别群体之间的战争,是这些因素的结果:1、女权主义在青年女性群体中间普及化,女权标签和女性身份贴合;2、女性觉察男性日常生活中的广泛特权,性别平等的“零和”层面被认知,即女性地位提高必然同时意味着男性吐出红利;3、性别平等的制度性解决被无限延宕,在政治环境所划出的辩论红线范围之内,女性将怨愤情绪聚焦到男性群体身上相对安全。从最后一点的角度看,你会发现女人和男人是今日互联网上最容易构成对等争议群体的两造,以阶级、民族、地域……等等为界的相互攻击也很多,但是参与方之间没这么变得相对均势。 很多人说杨笠的言论其实没什么,可杨笠是以一种促狭戳中了男性的脆弱的自尊。她指责的不是男人不做家务,男人性骚扰之类的具体问题,而是男人这个群体根本就不值得女性尊重,是为降维打击。这下彻底激怒了男人们……到底是哪一方先发起了“性别对立”都没关系,“性别对立”是女权主义发展到这个程度所成的形态,升腾着双方相互激发的愤怒。出圈的女权主义陷入无尽的口水战,没有对话,也不讲什么策略,在各种网络平台各种话题下的短兵相接中,双方都发展出了一套羞辱性的语言,并且都用对方的仇恨定义了自己的正当性。这一度是胜负不分的混战,尽管男性拥有巨大的语言武器的优势并且有各个平台的或明或暗的倾斜,但谁都不能改变谁,谁都不能让谁放弃。